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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民用生命和財富為國家建設奉獻，為政策失誤買單，他們得到了什么呢？“二等公民”的特殊待遇，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種歧視……60多年來，農民喪失了多少權利呢？

1、農民選舉權僅相當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

建國以來，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，毛澤東強調“在立法上要講階級不平等”，從1953年《選舉法》開始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，長期以來只有“八分之一選舉權”（1979年修改為五分之一，1995年修改為四分之一）。1953年制定選舉法時，全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86.7%，而所擁有的全國人大代表數僅占總人數的5%左右。[詳細]

我國城鄉(xiāng)居民選舉權“同票不同權”的現象，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層面上終結。然而據統(tǒng)計，截至2012年2月29日，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實有2978人，其中官員、公務員代表2491人，民企員工代表16人（包括農民工3人），農民代表13人（以村黨組織書記為主）[詳細]。也就是說，真正能夠代表八億農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僅僅15個（如果村黨組織書記能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話），僅相當于1953年的十分之一，而代表兩億多農民工利益的僅3人。由此可見，雖然法律已經修改，但事實上八億農民在政治參與上的處境更加邊緣化，完全處于被忽略的失語狀態(tài)。

2、 戶籍壁壘森嚴：農民淪為“二等公民”

戶籍，恐怕是農民最痛的傷口。1958年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，防止農民進入城市，全國人大頒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》，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《條例》的制定目的說：“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，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外流�！彼�還批評有的城市機關、單位讓“從農村盲目流入城市沒有戶口的人員”長期居住。[詳細]

改革開放以后，城鄉(xiāng)戶籍鐵壁更加鞏固。國家陸續(xù)出臺政策強化對戶口遷移工作的限制，嚴格控制“農轉非”。

那么，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到底能給人們生活帶來多大差別呢？僅以保險福利為例：“1992年，每個有非農業(yè)戶口的中國人可以從國家那里獲得524. 4元錢的保險福利費，若加上440 .3元的無形住房補貼，那么市民戶口的身份價值就是964.7元。1992年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人才784元，人均消費水平才648元。也就是說。一紙戶口要勝過農民一年的辛勞�！�

對占人口總數80%左右的農民來說，國家福利制度幾乎是一片空白。只有少得可憐的幾種福利形式，那是農民自辦的�！靶�學是民辦的，‘五保戶’是農民負擔的，修橋、鋪路等等一切公共事業(yè)無一不是由農民自己來集資。農民住房靠自己建，農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，農民上了年紀以后靠子女贍養(yǎng)，死亡之后由子女出喪葬費用。生老病死聽天命，衣食住行要自謀�！�

正因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別，農民們才會想方設法擠破腦袋去贏得一個城市戶口，有些婦女甚至不惜獻出身體。據《法制日報》1993年報道，廣西壯族自治區(qū)隆安縣公安局局長陸世長1977年至1991年間以批準農轉非戶口為誘餌，先后奸淫婦女8人48次，調戲、侮辱婦女5人。這僅僅是法院調查認定的事實。而據有線索的數字，這個色魔在14年間奸淫婦女數則為100多人。

現在這種情況雖有所改善，但戶口壁壘依然等級森嚴，特別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這從大學生、研究生找工作時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戶就可知道其中利害。普通農民想在城市落戶，更是難上加難。而2010年廣東推行“積分入戶”和 重慶的“土地換戶口”等措施，說白了就是“要人手不要人民，要戶口得交土地”的霸王條款[詳細]。

3、1957年至今，遷徙自由被剝奪

伴隨戶籍制度的確立，農民的遷徙自由也被剝奪了。

1951年公安部頒布《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》和1954年制定憲法的時候，其宗旨里還有保障人民居住、遷徙自由的字樣。

但從1953年開始，國務院相繼發(fā)文件指示：“鐵道、交通部門在主要鐵路沿線和交通要道，要嚴格查驗車票，防止農民流入城市；民政部門應將流入城市和工礦區(qū)的農村人口遣返原籍，并嚴禁他們乞討；公安機關應當嚴格戶口管理，不得讓流入城市的農民取得城市戶口；糧食部門不得供應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員糧食……”層層設卡，想盡辦法要阻止農民進城。1957年12月13日，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《關于各單位從農村中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(guī)定》將農村勞動力徹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門之外。這些制度讓農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。1958年通過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》更是從制度上否定了農民的遷徙自由權利。

1975修改憲法時，把54憲法所規(guī)定的“遷徙自由”直接給取消了，我國公民的遷徙自由徹底失去了憲法保障。

改革開放以后，人民依舊沒有遷徙自由。法律方面，1982憲法沒有恢復“遷徙自由”的條款。參與本次制憲的法學家吳家麟解釋說：“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寫進去。因為有法不依，不如無法。無法盼法，大家還覺得有希望；有法不依，連盼頭都沒有了。”當時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胡喬木則說：“不能讓農村人口自由進城�，F在城市很困難，有了權利大家便都到城里住來了，那是不能規(guī)定的�！�[詳細]

事實上，雖然現在農民能夠進城務工，但是無法在城市享受應有的福利待遇，連基本的子女入學權利都沒有，這種想要農民創(chuàng)造價值又不給農民福利待遇的“遷徙自由”，是對農民的變相掠奪。

4、農民養(yǎng)老沒保障，完全處于自生自滅狀態(tài)

50到80年代，國有企業(yè)職工及機關事業(yè)單位人員的養(yǎng)老金由國家財政撥款，個人不需繳納任何費用。而農民養(yǎng)老只能“自力更生”，只有極少數老弱孤寡殘疾才獲得集體的保障，錢還是由農民自己掏。

80年代以后公務員養(yǎng)老國家全包，企業(yè)職工養(yǎng)老保險改革后，職工養(yǎng)老需自己繳納部分，公務員事業(yè)單位職工養(yǎng)老仍是國家全包。而農村建立的養(yǎng)老保險制度卻依舊是農民全部承擔養(yǎng)老費用。這種附加身份限定的養(yǎng)老保障制度，有悖于憲法精神。[詳細]

5、教育上重城市輕農村，農民工子女無法上學，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

自新中國建立以來，在教育方面無論是教育經費、重點學校還是教育政策，農村都無法與城市相提并論，長期傾斜的教育政策讓占學生數量絕大多數的農村學生一出生便“輸在了起跑線上”。

就教育經費而言，2001年我國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，城鎮(zhèn)平均為95元/人，農村為28元/人，城鎮(zhèn)是農村的3.39倍；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，城鎮(zhèn)平均是146元，農村為45元，城鎮(zhèn)是農村的3.24倍。[詳細]國家投入的農村中小學財政預算一般不夠發(fā)公辦教師的工資，因而教師的辦公經費、教學器具和圖書資料的購買只得由農民負擔。據估算，每年農民繳納的教育附加費達上百億元(1998年為165億元)。實際上，在教育費附加之外，農民還需要參加教育集資(1998年為53億元)、攤派和支付學校的亂收費。

由于農村教育經費長期投入不足，造成了中小學校數量不足，以致1983年至1998年，7148萬農村孩子因無校就讀而失去上初中的機會，平均每年失學量為476萬名。教育投入上對農民赤裸裸的歧視，導致60%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后，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(xiāng)務農或外出打工。[詳細]

農民工子女的入學狀況更糟糕，由于城市學校不肯接收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子女，或農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讀費，他們只能將子女送進“打工子弟學�！�，這些學校不花城市財政一分錢，但仍不被容忍，很所城市強制取締“打工子弟學�！�，僅北京市2011年8月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，就導致3萬農民工子女失學。[詳細]

教育長期的傾斜也導致了從90年代開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持續(xù)下降，統(tǒng)計顯示，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農村學生約占30%，其中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不到兩成，中國農業(yè)大學農村生占三分之一，北京大學在2010年只有一成，清華大學2011年來自縣以下的學生不足兩成，而1980年代清華的農村生大約占二分之一，“出身越底層，上的學校越差”[詳細]，農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動的道路越來越窄。

6、農民進城就業(yè)遭遇戶籍歧視，很多職業(yè)被禁止進入

從50年代開始，城市便封閉了就業(yè)市場，農村勞動力很難在城市找到工作。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：“一切部門的勞動調配必須納人計劃……不準隨便招收人員，更不準從鄉(xiāng)村中招收人員”。而農民只能安守農村，永遠從事農業(yè)生產。[詳細]

改革開放以后，農民雖然被允許進城務工，但干的都是最臟最累的行當，因為很多城市出臺政策限制農民進入某些職業(yè)，這些職業(yè)都是特意留給城市人的。比如1995年上海發(fā)布《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》，將20多個職業(yè)作為“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(yè)工種”。北京1997年初也開始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，僅有12個行業(yè)的200個工種對外來人員開放。2000年初，北京市又決定將限制行業(yè)將由過去的5個增加到8個，限制職業(yè)由過去的34個增加到103個。

這種對城市居民進行保護性就業(yè)的政策至今仍沒有改善，對普通農民工就業(yè)限制之嚴尚且不說，僅就大學生就業(yè)而言，每年碰到的戶口壁壘就不計其數，據統(tǒng)計，“在遭遇過戶籍歧視的青年中，有57.9%是農村戶口，有78.9%是非本地戶口；而在北京地區(qū)的調查中，非本地戶口求職遭拒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3.9%。”[詳細]

此外，農民在醫(yī)療、生育、維權等方面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。

免除農業(yè)稅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，但從實際效果來看，并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，農民的處境也沒有多大改觀。

免除農業(yè)稅：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

免除農業(yè)稅，看上去很美，其實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義。2006年之前，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專門面向農民征收農業(yè)稅的國家，當今世界上主要農產品生產國如美國、德國、法國等，不僅早已免除了農民稅費，反而給予農民高額的直接補貼[詳細]。因此，減免農業(yè)稅，從與國際接軌的角度看，的確可以算作一種對農民的解放。

那么免征農業(yè)稅到底能給農民帶來多大的好處呢？以河南這樣的農業(yè)大省為例，免征農業(yè)稅，全省少收稅10億元，如果加上約30％的征稅成本的話，每個農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說增加了20元的收入。而2004年河南農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，把農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，增收幅度不到1％。[詳細]由此可見，免除農業(yè)稅對農民增收的實際意義不大。

而且從上邊所列農民的稅費負擔看，各種雜費、雜稅，如教育附加費、屠宰稅等才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障礙，這些亂收費的總額數倍于農業(yè)稅，至今仍沒有多大改善。

免除農業(yè)稅不等于不交稅

河南農民段中智感嘆“現在啥稅也不交了……俺現在一點貢獻也沒有”，其實這種看法明顯是與事實相悖的。農民的農業(yè)稅雖然免除了，但仍承擔著各種雜費雜稅。除此之外，農民實際上還承擔著很多稅種，比如說購買農資的增值稅、購買生活消費品的增值稅等，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2005年10月的講話中說：目前中國農民在購買生產資料等生產過程中交納的增殖稅，每年在4000－5000億元之間，農民人均交納的稅款在200元以上。農民僅僅在購買生產資料環(huán)節(jié)就為國家間接地承擔如此高額的稅收，怎么說農民不是納稅人？[詳細]

農資價格上漲，抵消政策優(yōu)惠

農業(yè)稅免除后，不少地方的農資產品價格不斷上漲，這些雖然屬于市場行為，卻與當地政府的價格管理不無關系。這在一定程度上“吞噬”了種糧直接補貼、降低農業(yè)稅等政策實惠。僅化肥而言，據查2006年底尿素價格約為1500元/噸，2007年漲到尿素價格1700 多元/ 噸，2008年2300 多元；二銨價格則由2006年底的2000元/噸增長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/噸，翻了一倍多。

迅猛的價格增長使農民種地的成本陡然增加，政策優(yōu)惠被抵消，農民的隱形負擔不降反增。

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狀況仍未改善

實際意義不大的免除農業(yè)稅被宣傳得轟轟烈烈，而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被歧視的地位基本沒有任何改變，在一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。

比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征地風波，某些以城市化名義推進的政策直指農民最后的生存資源——土地。農民“被上樓”，城市“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，要農民的土地不要失地農民”，血拆悲劇不斷上演，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后一點保障也被剝奪。[詳細]

2004年的征地改革號稱能限制官商勾結損害國家利益，保護農民權益……然而據秦暉教授介紹：“這種改革對于國家與農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沒有什么改變，尤其是國家壟斷土地‘一級市場’、只許官府‘征地’不許農民（甚至包括‘集體’）‘賣地’、更不許農民討價還價的規(guī)則沒有任何改變。”[詳細]

現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僅剝奪農民的權利，甚至歧視農民的生命。比如最高人民法院《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的規(guī)定：“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(zhèn)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，按二十年計算�！�[詳細]按照2011年的標準來算，城鎮(zhèn)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，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[詳細]。僅僅因為戶籍差別，城市人口死亡賠償金就是農村人口的三倍，也就是說，城市人口一條命的價值是農村人口的三倍。“同命不同價”，如此赤裸裸的歧視，連生命權都不能平等，何談公正？難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縣一個鎮(zhèn)干部敢公然對群眾說：“死一個農民算什么？就如同死一只螞蟻。”

（為方便閱讀，下文去掉了資料注釋，詳情請見完整版）